一起隐名股东状告显名股东的股权之争案，历时七年之久，几经上诉、重审，到目前为止仍没有结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复杂的案例?　　案由：昔日合作伙伴，今日对簿公堂　　1998年4月29日，王XX与北京时代泛亚投...

　　一起隐名股东状告显名股东的股权之争案，历时七年之久，几经上诉、重审，到目前为止仍没有结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复杂的案例?

案由：昔日合作伙伴，今日对簿公堂

　　1998年4月29日，王XX与北京时代泛亚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朱某林(某大型国企干部)共同设立了北京金某某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某某公司)。

　　2001年，金某某公司与自然人付XX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由金某某公司作为隐名股东暨实际出资人，以付XX的名义与自然人柴某、万XX于2001年6月18日共同设立了北京达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达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显名股东付XX占60%的股份，柴某占10%的股份，万XX占30%的股份。

　　2003年4月，柴某将自己所持有的10%的股份转让给王XX。此时，达某公司的股权结构变为：付XX持股60%，万XX持股30%，王XX持股10%。

　　2004年10月14日，金某某公司的股东朱某林在将其所持有的60%股份转让给王XX和万XX后便退出了公司。至此，金某某公司的股东变为自然人王XX、万XX、北京时代泛亚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2月9日，金某某公司经核准注销。

　　本以为达某公司终于稳定并得以正常运作，一件令王XX意想不到的事情却突然发生：2008年10月20日，朱某林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付XX，请求确认付XX代其持有达某公司60%的股份，并请求判令付XX按照朱某林的要求对其持有的达某公司60%股份履行交付义务。法院受理后追加了王XX、万XX以及达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与付XX共同作为“被告”。

争议：同股东不同协议，两轮改判7年波折

　　明明已经退出公司的朱某林，为什么会主张付XX持有的达某公司60%股份是代替他持有呢?

　　原来，还有一件公司其他股东都不知道的事情。在原告朱某林提交的证据中，出现了一份于2004年其与付XX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该协议书除甲方由金某某公司变为了朱某林并在落款处签字、甲方每年向乙方支付车马费由5000元改为了10000元、协议的最后写有2001年7月2日协议书废止的字样外，与之前的协议书内容如出一辙。对于该协议书，付XX表示系出于对朱某林的信任签订，并且还提出未见过朱某林的入资证明，自己也从未实际出资金和实际参与经营并获得相应利益。

　　2009年4月，海淀区法院经过审理，认定原告朱某林与被告付XX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法律关系成立并有效，被告付XX应按原告朱某林要求对其持有的达某公司60%股权履行交付义务，判决支持了原告朱某林的诉讼请求。判决下达后，“被告方”不服裁判结果，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从付XX与金某某公司和朱某林分别签订的协议书内容可以看出，付XX均有代金某某公司和朱某林在达某公司持有股份的意思表示，且付XX在本案中亦未能就其代持股份的相对人予以明确说明，故一审法院在尚未查清付XX在达某公司所持有的6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的前提下判令付XX将持有的达某公司60%的股权交付给朱某林，属认定事实不清，应予以发回重审，遂撤销原判，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2010年12月，海淀区人民法法院重审本案后，作出了支持原告朱某林诉讼请求的判决。“被告方”依旧不服裁判结果，再次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再次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

　　2012年，朱某林再次以付XX为被告提起诉讼，但根据当时刚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规定，终因起诉主体错误而被驳回，朱某林不服裁定便提起上诉，但随后又主动申请撤回。

　　2013年年初，朱某林以达某公司为被告，王XX、万XX、付XX为第三人，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

律师观点：

1、隐名股东身份合法，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针对此案，律师认为，关键点较为明显：付XX作为达某公司的显名股东，其相对应的实际出资人是谁，谁就应当是达某公司的隐名股东，因此这一事实对审判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隐名股东是指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以他人名义出资，但在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出资人;与此相对应，显名股东是指记载于工商登记资料上而没有实际出资的股东。隐名股东不实际参加公司经营，与显名股东之间是有协议的，这份协议虽然对公司没有约束力，但只要这份协议是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根据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所做出的，对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双方而言就是有效的。不管是修订之前的公司法相关规定，还是2014年2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07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中都明确表示：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从2001年付XX与金某某公司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的出资人是金某某公司，该协议是有效的，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现摘协议的部分内容以供大家参考：“甲方因事业发展需要，注册北京达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特邀请乙方代理股东，并借其名下股份为600万元整。乙方不承担该公司的任何权利和义务，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对公司的经营不承担任何责任。在甲方认为必要时乙方无条件更换股东之名。经甲方认可的人代行其责。并在必要时，可推甲方认可的法人。甲方每年支付乙方车马费五千元整。”签订协议后，金某某公司向达某公司投入注册资金。从以上合同的内容，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付XX与金某某公司达成的协议符合股权代持协议的基本要求，协议中约定了金某某公司是实际出资人并且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付XX并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对公司既不享有权利也不必履行义务。且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法律上是有效的。根据该协议可知，付XX是达某公司的显名股东，金某某公司是隐名股东。

2、二次协议存有争议，股东身份有待确认

　　本案的关键在于第二份股权代持协议，即2004年朱某林与付XX签署的股权代持协议如何认定。虽然该协议与金某某公司和付XX于2001年签订的那份协议内容上基本一致，只是在当事人一方主体、车马费用方面发生改变，并且增加了一条废止2001年7月2日签订协议的字样，也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但其效力问题还有待商榷。

　　合同具有相对性，即主体相对、内容相对、责任相对，是指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只能对合同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合同外的第三人在一般情况下不能主张该合同的相关权利。对于本案中的第一份股份代持协议，金某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付XX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协议主体是适格的。此外，双方签订协议均出自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对双方产生了约束力，但朱某林在这两份合同中都并非直接的当事人。虽然在金某某公司成立之初，朱某林占有金某某公司60%的股份，这确实能证明朱某林在金某某公司的股东地位，但不能把金某某公司的股东和达某公司的股东相混淆。金某某公司的股东除了朱某林之外，还有王XX和北京时代泛亚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不能认为朱某林作为一个自然人占有达某公司60%的股权。

　　此外，就朱某林与付XX签订第二份协议中有关废止第一份协议效力的条款而言，效力还有待商讨。因为朱某林与付XX两人另签协议一事并没有告知金某某公司和达某公司，而根据金某某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因此朱某林无权利通过其与付XX签订协议的方式来排除其他股东所应享有的权利。

　　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朱某林曾提出，金某某公司的注册资本全部出自于自己，所以付XX代其持有的金某某公司所占达某公司60%股份的资本也是出于自己。但是在这方面，朱某林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金某某的注册资本全是其所出。而付XX则表示，自己与朱某林所签订的协议完全是出自对朱某林的信任，并称没有见过朱某林的出资证明。根据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中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王XX反映，“虽然朱某林与付XX签订的协议上日期为2004年10月1日，但实际日期应为2004年11月1日，数字10有描画的痕迹，应当是从数字11改成数字10的。”从王XX提供的材料上看，确实也显示出日期数字有被描画过的痕迹，然而实际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已经没有办法可知了。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如果王XX所言属实，第二份协议是在11月签订的，那么这份协议的效力问题就值得讨论了，因为2004年10月14日，朱某林也将其所持有的60%股份转让给了王XX和万XX，并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此后朱某林已不再占有股份。二、如果第二份协议是在10月1日签订的，那么在之后的十几天里，朱某林又把股权转让给王XX和万XX的行为同样可以证实其自愿处分自己的财产和权利，离开公司。

　　结合本案的情况来看，焦点便在于确定作为显名股东的付XX所相对的隐名股东暨实际出资人。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查清投资款项的来源非常重要，也会是解决本案争议的突破口。在庭审中朱某林承认金某某公司的出资行为，2008年11月25日，本案的“被告方”也曾向法院提交了调查投资款项来源的申请。但这起看似清晰的案件却经历了一审、二审驳回、一审重审、二审再驳回的复杂程序，不知这场长达7年的诉讼何时能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