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的无奈，律师中的死磕派 |
| 时间：2021-08-10 11:51:11 来源：02064广州律师网 阅读： |
刑事辩护人最忌讳的不是接到客户委托之后什么都不做，而是做过头，成为死磕派律师。
本文所指死磕派律师是对公检法抱有敌意的以叫板，较劲,不通融,不认输,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律师们的统称。在实务中杨金柱、陈光武、杨学林、刘志强等代表性的死磕派律师的做法属于极少数现象，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笔者重点讨论的是律师普遍存在的一种辩护思维：对案件证据、对已经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以及对司法程序瑕疵方面的死磕。
俗语所言：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律师收受当事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理所当然地应全心全意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合法权益。但如果太受到为客户服务思想的影响就容易走火入魔造成因过分“尽职尽责”而对指控其犯罪的检察机关视为敌人，从而导致辩护策略的失败。
在刑事实务中，公诉人在庭上为被告人说一句好话比辩护人说百句话要管用得多。但这个道理却仍有不少刑事律师未能真正理解，导致在庭审中刻意与公诉人对着干，无论公诉人提出什么证据必定对其三性提出异议，在被告人及其家属面前营造一种公诉人诬告陷害我方当事人，辩护律师非常专业力挽狂澜的形象，陷入自我陶醉中。最终“成功”的把己方代理的被告人从重处罚。电视剧爱情公寓中张伟可以把无期徒刑辩护成死刑并不单纯是一个段子，而是可以真实存在的，而这一切罪魁祸首极可能是因为辩护律师多做了一些无效辩护。
笔者认为常见的无效辩护有，对见证人资格、身份提出异议，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甚至对鉴定机构鉴定人的资质提出异议，更有甚者对称量毒品的秤的资质问题提出异议，对公安机关内设的鉴定中心及其相关鉴定人员的资历问题提出异议。这些异议不但不能形成有效辩护，达到辩护律师预期的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相反公安、检察机关对此类证据的证据瑕疵进行补齐或作出合理说明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但就因为辩护人在庭审上的一句话而“迫于无奈”地补充相关证据瑕疵然后再进行二次开庭审理，这不但严重浪费司法资源，更令审判人员对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形成不良印象，从而在符合定罪量刑标准的情况下对其酌情从重处理。
还有一种就是死鸡撑饭盖式的辩护，例如辩护律师对有监控视频，微信聊天记录印证的犯罪事实予以否定，以达到无罪辩护或罪轻辩护的目的。
在实践中笔者曾数次遇到此类情况，在陈某与林某贩卖毒品案中，监控视频已清晰地录下林某亲手将用黄色塑料袋包装的冰毒交给陈某，然后陈某离开监控视频范围十数分钟后被现场埋伏的公安民警当场抓获并查获该涉案毒品，陈某的辩护律师在庭审中对该监控视频证实的内容予以否认，在有上述两名被告供述印证的前提下仍辩称双方交易时被拍到交易的物品与公安机关当场所查获的毒品无关联性，由于辩护律师坚持做无罪辩护，导致被告人失去从轻辩护的机会，最终两名被告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卓某贩卖毒品案中，卓某与毒品买家的微信聊天记录明确反映双方在交易毒品之前已经有聊到毒品纯度要求，交易时间，交易地点甚至吸毒者对“商品”质量问题的投诉。卓某为表示这批货质量过关还特意给涉案毒品来个拍照特写，如此大尺度的行为实属罕见。辩护律师在庭上试图力挽狂澜对该份手机电子数据，从取证过程、取样人员的资格予以否定，同时提出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不是卓某发出，毒品照片中的物品是普通砂糖等辩护意见，在没有相关证据能证明其辩护观点的情况下此种辩护方式无疑于飞蛾扑火，公诉人也只能置之一笑。
现时检察官考核机制非常严格，在“案件比”的考核机制之下，检察官要承受比以往更多的办案压力，办案时限也大大缩短，基层检察官一年要办理过百件刑事案件，实在难以抽出太多精力去应对辩护律师提出的各种异议，作为辩护律师也应体谅检察机关办案之苦，办案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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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浩合伙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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